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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重慶建築高級技工學校黨委組織“兩學一做”專題黨課 [新聞] 重慶建築高級技工學校黨委組織“兩學一做”專題黨課

華龍網訊(通訊員柯學)近日,重慶建築高級技工學校黨委結合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的開展, Read More

[新聞] 馬雲發布新計劃:10年兩億培養中國鄉村教育家 [新聞] 馬雲發布新計劃:10年兩億培養中國鄉村教育家

此項目是從義務教育階段的鄉村學校入手,最終被評選出的20名優秀校長會到國外“回爐學習”。學習坐標:國際知名學府。學習內容:管理方式,辦學理念,教育模式。

  馬雲說,校長的教育情懷與教育思想決定學校的教育文化,校長的管理能力決定學校的教學成效,校長的領導力決定學校的氛圍和活力。據了解,“校長計劃”旨在以創新模式培養新一代具有優秀領導力、改變教育未來的“鄉村教育家”。

  2016年首屆校長計劃將投入1200萬元,評選20位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鄉村學校校長。每位校長將獲得50萬元實踐經費用於學校的教育實驗。

據介紹,入選校長還將參加“國際遊學”,赴世界知名學府就管理方式、辦學理念、教育模式進行深造和研討,在文化融合中開拓視野,提升理念。這幾項不是空洞的概念,校長們要把國外教育中讓孩子從應試知識以外學到的“為人道理”、從音樂美術這些“副課”上學到的“創造力”,帶到中國的鄉村去。

  這些校長還將結成“鄉村教育家社區”,運用互聯網進行線上和線下交流,互相學習共同成長。

與此前“馬雲鄉村教師獎”面向社會廣泛徵集參評教師的模式不同,為確保校長計劃精準高效,優秀校長參評將採用邀請推薦制,由項目組委會邀請具有行業影響力和公信力的機構參與推薦。

  北京師範大學(分數線,專業設置)高級管理者發展中心執行主任趙實對記者表示,校長計劃是教育領域民間力量對行政力量的有益補充,會激勵更多優秀人才紮根鄉村,投身鄉村教育。通過申報基金開展實踐,入選校長可通過創新項目為學校帶去更多活力;通過國際遊學,能促進他們“跨界”思考、回望當下,進而拓展中國鄉村教育模式。

[新聞] 高考錄取在即 重慶市教育考試院提醒:這些坑別跳! [新聞] 高考錄取在即 重慶市教育考試院提醒:這些坑別跳!

華龍網7月3日13時06分訊(記者周夢瑩)2016年重慶市普通高校招生錄取工作即將開始, Read More

[新聞] 駐多倫多總領事薛冰出席福慧教育基金會第12屆慈善晚宴 [新聞] 駐多倫多總領事薛冰出席福慧教育基金會第12屆慈善晚宴

2016年6月24日,驻多伦多总领事薛冰应邀出席多伦多福慧教育基金会第12届慈善晚宴, Read More

[新聞] 美國在線教育行業5月融資2.25億美元:持續回暖 [新聞] 美國在線教育行業5月融資2.25億美元:持續回暖

在過去的兩個月中,36氪一直在關注美國在線教育行業的月度融資情況。 Read More

[新聞] 立思辰:教育+信安雙輪驅動,內生+外延成長可期 [新聞] 立思辰:教育+信安雙輪驅動,內生+外延成長可期

以“安全+教育”為主線,打造“數據管控專家”和立思辰教育生態:公司戰略以“安全+教育”為主線,安全以“保衛數據安全 Read More

[新聞] 中國創聯教育(02371.HK)與紫荊教育在課程及培訓領域開展合作 [新聞] 中國創聯教育(02371.HK)與紫荊教育在課程及培訓領域開展合作

中國創聯教育(02371.HK) +0.005 (+1.724%) 附屬公司北京創聯教育與紫荊教育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共同在課程提供、企業內部培訓等領域開展合作,進而推動綜合金融人才培養,提升從業人員專業素質水平。 Read More

[新聞] 香港教育學院升格為大學 [新聞] 香港教育學院升格為大學

【文匯網訊】香港立法會5月19日以大比數三讀通過香港教育學院正名為大學的條例草案,港府會在5月27日刊憲,屆時香港教育學院將正式改名為「香港教育大學」,成為香港第十所大學。

香港教育學院將正式改名為「香港教育大學」,圖為香港教育學院校園。
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聲明,祝賀香港教育學院將正式名為「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說,教育學院多年來付出不少努力及作多方準備,在教學研究及貿素保證取得長足進展,在2016QS大學排名的教育範疇中,教院在全球排12名,亞洲排第2名,成績有目共睹,大學名銜是對教育學院實力的一種肯定,希望教育大學秉承「教育為本,超越教育」的理念,繼續為香港教育作出貢獻。

香港教育學院校長張仁良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里程,很榮幸見證「香港教育大學」的誕生。他表示,最值得高興的是教育學院的實力獲得肯定,並表示會繼續為香港社會培養優良的教師及領袖。

1994年,4所教育學院和語文教育學院合併,正式成立香港教育學院。2014年7月,教育學院向政府提交獲授大學名銜的申請。今年1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向教育學院授予大學名銜。目前,香港共有10所大學,其中8所高校獲香港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除香港教育學院外,另外7所分別為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大學。香港還有兩所大學為香港樹仁大學和香港公開大學。

[新聞] 當教育遇上法律 ─ 以師生WhatsApp交流為例 [新聞] 當教育遇上法律 ─ 以師生WhatsApp交流為例

近日有中學招聘助理教師,要求5年警察經驗。經記者查問後,發現校方原意是聘請有紀律部隊經驗的人士,就網絡罪行及訓育手法等提供法律意見。這則新聞折射了愈來愈多學校關注其法律風險,以及現職教師普遍缺乏法律知識。

筆者懷疑單單具有紀律部隊經驗人士是否有能力於學校任教,畢竟他們未必曾接受教學法、課室管理等專業師資訓練;再者,紀律部隊的職責側重於執法,他們可能曾接受基礎法律訓練,但未必全面掌握法治理論。筆者認為校方如果遇上法律疑問,應尋求專業法律顧問協助。長遠而言,教育局及師訓機構應為教育界提供足夠的法律訓練。

通訊軟件推動正面師生關係?

事實上,有關法律的教育議題並不限於訓育學生與網絡罪行。筆者嘗試以教師如何利用通訊軟件及社交網站為例子,從法律角度剖析教育議題之餘,亦兼顧教育本質與實際情况。

現今不少教師會透過通訊軟件及社交網站與學生互動,不僅方便資訊與教材的傳遞,也可以建立較緊密的師生關係。港大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名譽總監袁海球曾向多間學校了解社交媒體對師生的影響,他從校長得知有年輕男教師凌晨三點仍跟女學生在社交媒體傾談,該教師聲稱是「傾功課」,但仍令校長感憂心。他又說學校難以為教師訂下有關規則。他肯定WhatsApp可推動正面師生關係,但重點在於教師釐清師生關係的界線。

校外欺凌 校方有責?

筆者以一個於2002年的英國案例 (Bradford-Smart v. West Sussex County Council)作參考,討論這條界線該如何定立。女生B在小學就讀期間成績優異,但被一幫同校女生欺凌,產生心理創傷,故控告校方疏忽。法官根據證供認定B沒有在校內受到欺凌,班主任會在小息時把她留在課室內與她作伴。

可是,她在上下課途中乘搭巴士時確實受那幫女生欺凌。判詞指出校方的責任只限於在校內採取有效的防禦措施,校方對學生的照顧責任通常在學生離開校門就終止,學生離校後應由家長監管。法庭同意倘若教師發現校外欺凌行為對學生造成有害的影響(例如教師留意到學生在課堂上情緒有異),校方應進行調查並採取適當行動。

由於B的學習表現沒有因欺凌行為造成負面影響,加上校方已採取適切措施在校內保護她,所以結論是校方並無疏忽。如果學生的問題發生在校外,要說服法庭裁定校方應該把照顧學生的責任拓展到校外是「公平、公正和合理」肯定非常困難,因為這會加重校方和教師的工作範圍和壓力。

教師如何關顧學生才是稱職?

法庭亦指出,校方若選擇富積極性的做法處理校外欺凌問題,只是酌情行事而非份內責任。學校更要留意,不適當的介入反而有機會令受欺凌學生面對更惡劣的情況。事實上,校方可以先與家長溝通,甚至視乎情况把個案轉介警方及社會福利機構。

根據上述案例原則,教師利用私人時間與學生通訊並不是教師的份內責任。教師自願「加班」,是具教學熱誠的表現。先撇除法律責任不說,作為準教師,筆者不時會思考:如何關顧學生才算是一位稱職的教師?筆者一方面明白,學生的行為問題很可能源自其校外處境,「心病還須心藥醫」;一方面亦意識到教師與學生、學校與社會應有一條界線,教師也不可能把每位學生的所有問題扛上身。

不少學生認為願意犧牲私人時間、與他們傾訴的教師才是「好老師」。某些學生願意在晚間問功課、向教師道歉及解釋誤會,於是教師會利用這個教好學生的機會。一些「頑劣」學生不易信任教師,他們面對的家庭、朋輩及學業問題都較複雜。在日常課堂中,他們經常以不合作的態度對待教師。教師不易透過校內課堂及其他活動解開他們的心結,所以教師或會利用私人時間透過通訊軟件與他們重建信任。

私人時間通訊的反效果

然而這類通訊有機會帶來反效果,上文提及的「凌晨三點談論功課」就是一例。教師的作息被學生擾亂已算小事。青少年可能會對教師的私訊作過份及錯誤解讀,容易引起誤會(最常見的是「偏心」指控),更可能會在同學間造謠,例如把教師的說話斷章取義再「廣傳」,造成的後遺症可大可小。假如學生與教師私訊後發生不幸事件,家長或會循法律途徑向教師及校方追究疏忽責任,私訊內容會成為呈堂證據以審視它與不幸事件的因果關係。

就算沒有以上提及的風險,如果教師經常以私人時間教導及輔導學生,可能會令學生養成依賴習慣。我們可以換轉角度思考──教師拒絕學生後,可順道教他們應該設身處地想想,理解教師日常的辛勞,也應明白教師也有自己的私人及作息時間。學生有責任在校內認真聽課,若他們有需要與教師傾談,可安排在課餘時間於校內約見。

家長的不合理期望

然而,有學生甚至家長認為這類公私分明的教師「不稱職」。筆者聽聞有家長曾在深夜聯絡教師詢問子女身在何方。部份家長似乎認為教師知道子女離校後的動向甚至秘密。教師應可預見這個局面,因為與學生建立較親密的關係可能會伴隨額外責任,令學生以至家長有不合理期望。校方推動「家校合作」時,是否應該向家長強調他們應該監管已離校的子女,教師無須扛下他們應負的照顧責任?

《臉書法》矯枉過正

校方應否全面不准許教師提供任何私人聯絡方法予學生?2011年五月,美國密蘇里州參議會立法通過被稱為《臉書法》的新法,當中最具爭議的是禁止教師建立、維護及使用與工作無關、可以與現在及過去學生作私人交流的網站(“No teacher shall establish, maintain, or use a nonwork-related internet site which allows exclusive access with a current or former student.”),例子是教師不可以和學生私下在Facebook成為朋友及作私人對話。本來此法於同年八月生效,但引起教師的強烈反彈。當地教師協會(The Missouri Teacher Association)成功對新法申請臨時禁制令,理由主要是新法有可能侵犯教師的言論自由,製造寒蟬效應。最後該新法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學校制定措施防止師生利用電子媒介作不當交流。

從營造法治校園做起

由此可見,當教育遇上法律,引起的爭議絕不簡單。筆者認為,校方與教育局單單透過認識法律風險以避免捲入訴訟,只是理解教育法的第一步。若校方與局方認同法治對公民社會的重要性,還須要求教師深入理解法律與教育的互動,以及探討如何因材施教,使學生明白法治概念。

雖然法律條文冗長,案例浩瀚如海,但所發展出的原則,不外乎是一套與時並進、人人皆守的合理規範,藉此擺脫人治帶來的惡果。筆者曾於師訓課程中得知一種上佳的法治啟蒙教育:某學校手冊上所載的每則校規均附有背後原則。讓學生初步理解法治,與其教導他們認識及背誦法律條文,倒不如從校園生活入手--希望學生不是因單純避免懲罰,而是基於理解及互相尊重而服從校規;加上教師不濫權、依規辦事,則學校可成為法治社會的縮影。

參考資料:林壽康、余惠萍(2014).香港教育法:疏忽侵權篇.香港: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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